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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获获得奖项项者的不完全梳理,第意气风发

时间:2019-10-26 00:39来源:科学
国家自然科学奖60年:特殊获奖者的不完全梳理 文 | 王扬宗(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报记者 张文静 1956年,中国科学院组织评审了新中国的第一次科学奖金,共有34项成果
国家自然科学奖60年:特殊获奖者的不完全梳理

文 | 王扬宗(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报记者 张文静

1956年,中国科学院组织评审了新中国的第一次科学奖金,共有34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26项。引人注目的是,获得一等奖的华罗庚、吴文俊和钱学森都是由物理学数学化学部(以下简称“数理化学部”)评选出来,再经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委员会和院务会议审核确认的。

1月9日,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颁发了包括最高科学技术奖在内的五项国家级科研奖励,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由42个科研项目摘得,“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项目获得唯一的一个一等奖。

华罗庚

此次评奖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可能少有人知道,今年距离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当时称作“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颁发恰好60年。

此次科学奖金评审之前,国务院于1955年8月审核通过并颁布了由院内外专家起草制订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条例》规定了评奖范围和标准、推荐方法、评选机构和评审方法等重要内容。该奖名称是“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实际上面向全国科技界,因此后来被追认为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

见证新中国科技发展历程

吴文俊

1957年1月,“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评选结果公布,这是新中国第一次颁发国家科学奖金。当年共有34项成果获奖,其中,华罗庚、吴文俊和钱学森三位科学家获得一等奖。该奖虽然由中国科学院组织评审,但实际上面向全国科技界,因此后来被追认为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首届之后评奖中断,直到1982年举办第二届。从1987年举办第三届开始,该奖每两年评选一次,到1999年之后改为每年评选颁发一次。

此次评审工作由中科院组织,以同行评议结果为基本依据。首先由中科院“各学部负责接受和审查各机关、学校所推荐的科学研究工作报告或科学著作,按其在学术上或国民经济上的意义,以及其工作本身的创造性进行评选,分别等级,作出结论……然后由学部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评选时可邀请有关专家组织专门小组审查”,继而由中科院专门设立的科学奖金委员会“对各学部评选通过的科学研究工作报告或科学著作,作统一的审核”,最后“提请中国科学院院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授奖”。

60年的时间,国家自然科学奖见证了新中国科学发展的历程和变化。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奖项目均为独立完成人,此后颁发的一等奖奖项绝大多数都是集体成果,包括1982年获奖的“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等项目。其中,研究团队最为浩大的获奖项目之一当属2009年获一等奖的“《中国植物志》的编研”,该项目由四代科学家历经45年完成,参与研究的单位有146个,作者312位,绘图人员达到164位。本次获奖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组也有着270余人的庞大团队。

钱学森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扬宗看来,这种现象体现着整个科学研究方式发生的变化。“从小科学到大科学,从精英的科学到大众的科学。”王扬宗说,“如今,大规模的科研项目越来越多,人员和经费也更充足。”

1一等奖是如何评选出来的?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真真对此表示赞同:“随着专业细分程度逐渐增强和科学问题愈加复杂,科学研究越来越需要合作,项目合作加强、研究团队变得庞大就成为了一种趋势。”

评奖工作于1955年9月公告正式启动,至1956年3月1日推荐截止日期,先后共收到500多项推荐成果,其中数理化学部就有109项。该学部常委会议决定对每项成果邀请不少于两位专家进行审阅。至1956年9月,基本完成了近100项报奖成果的初审。

让同行评议真正发挥积极作用

1956年10月初,数理化学部将有关报奖成果分送有关学部委员作会前审阅,并请在京常委及在京相关研究所所长组织筹备委员会,有关专家交换意见,进行了会前酝酿。10月15日至19日,数理化学部召开学部常委扩大会,邀请该学部常委、在京该学部委员及中国科学院奖金委员会有关委员出席。

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评审把回归“推荐制”作为一条主线,在拓宽推荐渠道的同时,强化推荐主体责任。本届评审明确要求推荐意见、项目介绍和客观评价内容必须由推荐方如实出具,其他内容现阶段虽然可以由完成人等提供,但也必须由推荐方审查并承诺对真实性负责,推荐单位和专家原则上要亲自参加答辩。

会议由吴有训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竹溪、叶企孙、江泽涵、吴有训、吴学周、周培源、柳大纲、施汝为、纪育沣、段学复、陈建功、袁翰青、黄昆、恽子强、张青莲、葛庭燧、彭桓武、傅鹰、杨石先、钱三强、赵忠尧、钱学森、钱临照、饶毓泰、华罗庚、严济慈、张钰哲、许宝騄等学部委员。会议期间,分数学、物理(含天文)、力学、化学四组,邀请江泽涵、陈建功、叶企孙、钱三强、施汝为、周培源、钱学森、杨石先、吴学周为各组组长。各小组对每项成果进行了讨论,作出评价,分别等级,继而召开全体会议进行评比、平衡,最后由学部扩大常委会议全体出席委员进行无记名投票。

“推荐制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越来越成为共识。”李真真说,“它能规避自报评奖的弊端,在入口就形成公正的状态。”

为了维护中科院科学奖金作为国家最高科学奖的权威性,数理化学部与会委员一致认为,得奖成果代表着我国的科学水平,一方面一定要以国际水平为尺度,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到我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挥科学奖金对于科学研究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经反复讨论后,大家认为:这次科学奖金应主要依据学术上的创造性进行评比,不应夹杂着照顾资历、学术地位等其他条件。

在王扬宗看来,同行评议能够发挥关键作用是确保评奖质量的重要因素。“以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为例,当时华罗庚先生的‘多元复变函数论及代数数论’的工作有16篇论文,有人认为其可得‘三个二等奖’,但不能得一等奖。后来在讨论过程中,大家认为华罗庚的工作主要在多元复变函数方面,是国际领先的工作,最后确认他的成果‘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应列为一等奖。”王扬宗介绍说,“华罗庚也是很有个性的科学家,在对其研究上报的推荐表上,华罗庚指定的成果鉴定人竟然是他的学生龚昇和陆启铿。他们当时都才20多岁,初出茅庐。但在华先生的眼里,他们最理解他的成果。最终,他们的鉴定得到了其他资深专家的认同。几十年后,‘多元复变函数论’被丘成桐等人认为是华罗庚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也是华人数学家在20世纪做出能超越西方或与之并驾齐驱的三项工作之一。60年前的评审专家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由此可见,在当年的评奖过程中,同行评议能够起到关键的作用。”

奖金等级的区分依据是:“一等奖著作的创造性对于其所在学科重要园地的开辟,或对于解决某些国际上认为重要的问题有一定的成就。这样的著作在国际上并非每年可出现的;二等奖著作的创造性对于其所在学科新园地的开辟有一定的初步成就,或系统、透彻地解决了某一重要问题;三等奖著作的创造性较小或在国际上属于一般,而在国内为首创或高于国内一般水平。”

如何保证同行评议能够真正发挥积极作用?李真真认为,建立公正、透明的评奖程序,重构科学共同体内的信任关系和塑造良好文化环境,让评奖回归科学本体尤为重要。

数理化学部常委扩大会议上,最初数学、物理、力学和化学四个小组都提出了获得一等奖的成果,其中还包括力学1项、物理学1项和化学2项。但在各组交流评奖标准的过程中,大家达成共识,就是获奖名额“一般应从严,特别是一等奖宁缺勿滥”。

“报奖成了一个产业,评奖成了一片江湖,那是非常可怕的。大科学带来了多元价值的博弈,也带来了各种利益的冲突。尤其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正在破坏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信任关系。如果这种信任关系被消解,评奖的成本将会非常高,对整个科学的文化环境产生恶劣影响,被破坏的环境下将更有利于利益团体的运作,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通过有效的程序及规则来避免利益集团运作和干扰评奖,进而重塑建立在良好信任关系基础上的文化环境。”

为了鉴定有关成果的国际水平,专家们进行了认真的文献调查。如化学方面,对于兰州大学朱子清教授等人的贝母植物碱工作,最初曾估计可列一等奖,后来认为其化学结构合成工作尚未开始,只能得二等奖,再后来进一步考虑国际上能做结构工作者颇多,而他们工作在结构方面也未能完成,最后建议列为三等。

把评奖放在阳光下

化学组的认真评审起了榜样作用。力学组钱伟长等“关于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物理组葛庭燧“金属中的内耗与金属的力学性质的研究”两项成果,最初曾提出应列入一等奖。讨论过程中,认为葛庭燧的工作成就不够大,改列二等。钱伟长的工作在薄板大扰度问题做得系统彻底,可列一等奖,但就国际水平说是“每年可出现的”,故改为二等奖。

当然,在评奖过程中,评审专家也会有一些争论。据王扬宗介绍,难得的是,早年评奖过程的记录,尤其是首届评奖的关键材料,都得以保留至今。“包括报奖过程、评审专家的历次讨论和评价等。这让我们看到了当时评奖的完整过程。”王扬宗说。

吴文俊的工作“示性类及示嵌类的研究”,是拓扑学及微分流形的几何学的一个基本性工作,引起了国际拓扑学界的重视,因此列为一等奖没有异议。但华罗庚先生的“多元复变函数论及代数数论”的工作有16篇论文,有的人认为综合起来衡量应比吴的成就高,但单篇而论比吴低,有的人甚至说可得“三个二等奖”。后来在讨论过程中,大家认为华的工作主要在多元复变函数方面,是国际领先的工作,最后确认华的成果为“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应列为一等奖。

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看来,保证评审机制的公正、权威、有透明度,正是树立国家自然科学奖良好社会形象的关键。“比如诺贝尔奖,当然其透明度也不够,在颁奖前后也会引起争议,但是它的评审过程、评审资料都有封档和存档,会在一定时期后解密。中国自然科学奖也应在这方面予以加强,这对研究当代中国科技史很重要。”刘兵说。

此次评奖成果以国内研究工作为限,但在初评结果报送到分管科学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那里后,他认为应考虑中国科学家在国外的一些重要成果,以利于争取留学生归国和调动归国留学生的积极性。1956年12月,数理化学部召开学部常委扩大会议进行补评,一致推荐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为一等奖,并推荐李敏华、黄昆的工作为三等奖。

对此,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等评奖机构也正在作出努力。2015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初评结束后,奖励办即召开公示发布会,奖励办主任邹大挺介绍说,2015年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工作与往年相比有两个“首次”:一是首次与初评结果一起,公布了参加初评会议的54个通用项目专业评审组的全部专家名单;二是首次开展了经济效益真实性核查试点。

1957年1月,中国科学院公布评奖结果,一等奖即数理化学部推荐的上述三项成果。次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三位一等奖获得者华罗庚、吴文俊和钱学森的照片和获奖感想。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三项工作经过了时间的淘洗,仍然属于中国现代科学家在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工作之列,当年数理化学部的评审工作也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是严谨的,令人尊重的。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随着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评审工作公开透明、全方位接受社会监督是一个趋势。是否公开专家名单、如何公开最科学,奖励办前前后后研究了三年。今后公布会评专家名单将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实施。”邹大挺说。

2斯行健拒受三等奖

社会关注度仍大有可为

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除三项一等奖外,另有5项二等奖,26项三等奖,总计获奖成果是34项。鲜为人知的是,本来还有一项成果被评为三等奖,但由于获奖者拒绝接受而放弃了。这位拒绝受奖者就是中科院古生物所所长斯行健先生。

从1957年至今,国家自然科学奖共颁发26次,一等奖共有12次空缺。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在刚刚结束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期间表示:“近五年来,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向着公平、严格的方向发展,自然、发明、进步三大奖的平均数为307项,与上一个五年平均数355项相比,减少了48项。特别是2015年和2016年,三大奖总数都已控制在300项以下。”

斯行健

在王扬宗看来,“宁缺毋滥”的态度也是保证评奖水准的重要原因。这样的标准在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评奖过程中就已达成共识,即获奖名额“一般应从严,特别是一等奖宁缺毋滥”,科学奖金应主要依据学术上的创造性进行评比,不应夹杂着资历、学术地位等其他条件。

斯行健(1901-1964)是我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他于1931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归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南京)代所长、所长,1955年获聘为首批学部委员。

科学,“为了鉴定有关成果的国际水平,当时的专家们进行了认真的文献调查。”王扬宗说,“如化学方面,对于兰州大学教授朱子清等人的贝母植物碱工作,最初曾估计可列一等奖,后来认为其化学结构合成工作尚未开始,只能得二等奖,再后来进一步考虑国际上能做结构工作者颇多,而他们的工作在结构方面也未能完成,最后建议列为三等。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所以在60年之后,当时获得一等奖的三项工作经过了时间的淘洗,仍然属于中国现代科学家在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工作之列,当年的评审工作也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是严谨的,令人尊重的。”

这次评奖,斯行健报了一项成果《陕北中生代延长层植物群》。这是他的新著,也是他平生的代表作。在这部书中,他率先指出了我国中生代植物群演替规律,并提出了我国中生代陆相地层的划分方案。这是他总结多年古植物研究心得,为石油地质服务的心血之作。当年评奖,生物学地学类成果由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常务委员评选,可是评委中的古生物专家仅有杨钟健先生一人,其他人大概都不大识货,且斯行健的书刚出版不久,反响还不大,这项成果被评为三等奖。实际上,此次生物学和地学没有一等奖,二等奖也仅有一项(植物学),斯行健这项成果能够列名三等奖,已属不易。

在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评选之时,评审专家就达成共识,为了维护该奖作为国家最高科学奖的权威性,得奖成果代表着我国的科学水平,一方面一定要以国际水平为尺度,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到我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挥科学奖金对于科学研究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斯行健在评奖结果公布之前,得知自己的成果被评为三等奖,十分失望,非常不满,他立即表示“要求撤回,不然就要停止工作”。中科院领导立即对他做说服工作,“经二次谈后,认为可以接受”。但过了没几天,1956年12月12日下午,他复电称:“奖金名单内贱名希望抽去”。次日,中科院领导再次打电话劝说,但他坚持撤下,认为(三等奖)“对于他不是鼓励,而是打击,不必再考虑”(引文均见竺可桢1956年12月的日记)。最后,科学院奖金委员会尊重斯行健的意见,将他从获奖名单中撤下。

“屠呦呦并没有获过国家自然科学奖,但是获得了诺贝尔奖。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国家自然科学奖存在问题。但也要看到,国家自然科学奖不应该是一个孤立的奖。如果我们国家自然科学奖没有评出的奖项,频频获得世界级的大奖,会让该奖项的含金量贬值。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刘兵说。

1956年评选全国性的科学奖金时,本已决定以后每隔二年评选一次,但1957年反右之后,科学奖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做法遭到批判,从此二十多年就未再评奖。1964年7月,斯行健病逝,终其一生也未获国家科学奖。“文革”过后,国家自然科学奖恢复举办,斯行健参与过的两项成果被他的同事和学生报奖,获得过两次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但这些身后事他都不及见,按照他原来的态度,恐怕也不一定会接受。

国家自然科学奖代表着我国科技的最高水平,但与诺贝尔奖等相比,该奖的公众关注度还是不够。在刘兵看来,这与该奖项的重要性不相称。“从公众理解科学的层面讲,要树立该奖的公众社会形象,在传播力度和效果上还大有可为的。”

任何评奖,总难免发生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有时该得的未得,有时不该得的得到。科学家大都很重视学术荣誉,但像斯行健那样拒绝科学奖的科学家还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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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几则小插曲

特殊获奖者的“不完全梳理”

1956年的科学奖金评选中,生物学地学部还有一件争奖项的事。植物学家钟补求对自己的成果“马先蒿属的一个新系统”被评为二等奖也非常不满。其实这是生物学方面获奖等级最高的一项,但钟认为应该得一等奖。

梅开二度者

钟补求

本次获得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贤,此前曾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分别为1989年的“液氮温区氧化物超导体的发现及研究”和2013年的“4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研究”。

后经竺可桢等出面做工作,指出他的成果发表不久,还没有国际反响,不能与华罗庚等人的成果相比,钟补求才接受获二等奖的结果。钟表示要努力工作,争取以后得一等奖。但接着政治运动不断,他不断挨整,没有机会好好工作,一等奖终成虚愿。

在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评选历史上,如此梅开二度的科学家还有一些。比如,生物化学家邹承鲁以“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主要完成人的身份获得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5年后,他又凭借在“蛋白质功能基团的修饰及其生物活性之间的定量关系”方面的研究再度夺魁;植物学家王文采则凭借“《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与《中国高等植物科属检索表》的编写”和“《中国植物志》的编研”两大项目分别获得1987年和2009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56年科学奖金评选时,还有一桩主动撤出评选的佳话。当年地质部推荐李四光关于“旋卷构造及其他有关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的复合问题”的成果报奖,生物学地学部审查后评价也很高,建议给予一等奖。

拒绝者

李四光

1957年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成果共34项,本来还有一项成果被评为三等奖,但因被原定获奖者、古生物学家、中科院古生物所所长斯行健拒绝而放弃了。

这项成果是地质部推荐的,李四光是地质部的部长,还是奖金委员会的副主任,如果获奖难免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嫌,因此他在确定名单前主动撤出。就这项成果的重要性而论,当然不及华、吴、钱,获奖可能引起非议,但李四光最终主动撤下,也是难能可贵的。

那次评奖,斯行健报了一项成果《陕北中生代延长层植物群》。在书中,他率先指出了我国中生代植物群演替规律,并提出了我国中生代陆相地层的划分方案。这是他总结多年古植物研究心得,为石油地质服务的心血之作。这项成果被评为三等奖。斯行健在公布之前知道了评奖结果,十分失望,他立即表示“要求撤回,不然就要停止工作”。虽然经竺可桢等中科院领导的说服工作,但斯行健最终还是希望撤下自己的名字,认为三等奖对于他不是鼓励,而是打击,不必再考虑。1964年7月,斯行健病逝,终其一生也未获国家科学奖。国家自然科学奖恢复举办后,斯行健参与过的两项成果被他的同事和学生报奖,获得过两次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斯行健、钟补求都是非常有个性的科学家,他们对待科学奖金的态度把他们的个性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科学家的独特个性和学术自信,常常是他们取得杰出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

科学 1

在这次科学奖金评选中,获得一等奖的华罗庚也是很有个性的科学家。他的获奖成果是“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在上报的推荐表上,华罗庚指定的成果鉴定人竟然是他的学生龚昇和陆启铿。他们当时都才20多岁,初出茅庐。但在华先生的眼里,他们最理解他的成果。他们的鉴定也得到了其他资深专家的认同。这也是这次评奖中的又一个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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